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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的影响

时间:2018-09-28 10:41 来源:澳门百家乐,百家乐平玩法,百家乐网址,真钱娱乐,百家乐论坛_中国残疾人用品网 作者:admin 阅读: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是16世纪一位性情暴躁的医生,一生游走于欧洲中部的各大城镇,在治疗中大胆使用水银、鸦片及其他危险药物。他那显得有些冒险的医疗理念,与当时施行放血术的医生和传统医师大不相同。他曾在晚年所写的书中,为自己采用的非传统疗法进行辩护:“所有东西都含有毒素,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无毒的:剂量才是决定物质毒性的关键。”在几个世纪后的今天,帕拉塞尔苏斯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极端的看法,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他的话也可以被精简为:“剂量决定毒性”,而这正是现代毒理学的基本法则。
 
 
  帕拉塞尔苏斯的这句名言使他成为了毒理学之父。现在对于这一观点的解释是:毒性与剂量呈线性变化关系,因此减少有害物质的剂量,可以降低风险。这一观点不但是一个抽象化的哲学表述,更是 20 世纪中叶兴起的化学物质安全测试的基本前提。风险评估人员一般会看,当一种化学物质的剂量很高时,会对人体产生什么不良影响,然后据此进行推断,制定该物质的安全标准。而这些都基于一个前提:有毒的化学物质在低剂量时,其毒性会大幅降低。
 
  毒理学之父帕拉塞尔苏斯毒理学之父帕拉塞尔苏斯
 
  但是,如果帕拉塞尔苏斯的假设是错误的,会怎么样呢?假如有一类强效的化学物质在低剂量下,对人体的危害更大,那又怎么办呢?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人员宣称,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or)就是这样一类化学物质,一般的毒理学无法完全解释其毒性。这类物质会与细胞激素受体(cellular hormone receptor)发生反应,比如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莠去津(atrazine)、塑化剂双酚A(bisphenol A,BPA)、清洁剂中的抗菌剂二氯苯氧酚胺(triclosan)以及葡萄园中使用的杀真菌剂中的烯菌酮(vinclozolin)。监管机构根据常规的大剂量测试(high-dose testing),对这些化学物质的使用剂量设定了安全上限,认为低于上限的剂量对人体就是安全的。但研究人员却发现,一些存在于日常环境中的极其微量的化合物,其毒性实验数据并不符合经典的毒理学“剂量-反应曲线”。相反地,大多数内分泌干扰物所呈现的则是U形,或倒U形,甚至波浪形。费雷德里克·沃姆·萨尔(Ferderick vom Saal)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神经生物学家,他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告诫人们,警惕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的影响,“我们目前所测试过的每一种内分泌干扰物都具备复杂的剂量-反应曲线,我估计所有此类化合物都是如此。而传统的毒理学方法则完全无法预测这类内分泌干扰物质在低剂量下的毒理表现”。在上世纪70年代,萨尔就告诫人们,警惕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的影响。在上世纪70年代,萨尔就告诫人们,警惕内分泌干扰物对人体的影响。
 
  萨尔及其同事认为,环境中所存在的微量内分泌干扰物质,是造成各种人类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不育以及其他与性发育相关疾病)的元凶。
 
  然而,很多毒理学家对此并不信服,特别是那些在工业界或政府部门从事传统风险评估的毒理学家。虽然他们也承认,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确具有一些奇特的毒理性质,但他们表示,萨尔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研究人员所进行的研究,还没有得到重复实验的证实,而且过度依赖未经验证的检验方法,过于注重那些并不会给人体带来明显危害的症状,比如器官重量、癌前增生、基因和蛋白活性的变化等。美国Gradient环境咨询公司毒理学家、美国化学委员会顾问洛伦茨·龙伯格(Lorenz Rhomberg)说:“如果要我们相信低剂量内分泌干扰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们就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他们的实验结果是可重复的,证实这种现象不是仅出现在某个研究人员的某一次实验中,而是经得起科学检验,真正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的毒理现象。”自从有关内分泌干扰物的纷争存在以来,萨尔就一直处于争论的中心。20世纪70 年代,萨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博士后研究时,就吃惊地发现小鼠子宫里性激素水平的细微变化,会对其中的胚胎产生终身影响。在子宫中处于两只雄鼠胚胎之间的雌鼠胚胎,与处于两只雌鼠胚胎之间的雌鼠胚胎相比,成年后表现出的“雄性化”特征(如攻击性)明显强于后者。显然,这是相邻雄性胚胎释放的微量睾酮造成的。
 
  萨尔首先对天然激素和合成雌激素己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DES)进行实验。他发现,与未接触过DES的雄鼠相比,在出生前接触过微量DES的雄鼠,其前列腺更重,后来更易患包括癌症在内的前列腺疾病。但奇怪的是,更高剂量的DES却不会造成这些影响。己烯雌酚是最早被发现具有非单调“剂量-反应曲线”的内分泌干扰物之一。其后,萨尔与密苏里大学的同事韦德·威尔休斯(Wade Welshons)发现,多种内分泌干扰物都具有类似的非单调反应,特别是BPA。
 
  萨尔的早期研究引起了国际上对BPA的关注,并成功促使美国、加拿大和一部分欧洲国家停止在婴儿奶瓶和幼儿水杯的制造中使用BPA。研究还激发了大批研究人员,对低剂量BPA及其他合成激素对动物的内分泌影响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例如,塔夫斯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安娜·索托(Ana Soto)就发现,过早接触BPA,会影响大鼠和小鼠的乳腺发育,促进雌激素受体的生长,导致癌前增生及癌症。另一位细胞生物学家,西班牙米格尔·赫尔南德兹大学的安杰尔·纳达尔(Angel Nadal),通过向人工培养的人类胰腺细胞施加BPA,发现了BPA剂量水平和葡萄糖代谢变化(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因子之一)之间的非单调关联性。流行病学家也加入这场论战中来。他们发现,尿液中的BPA 水平与儿童肥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并将其他内分泌干扰物与糖尿病的发病率联系起来。大约 500 年前,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提出“剂量决定毒性”的观点,这句话成为现代毒理学的基本法则。对绝大多数有毒的物质而言,剂量越大,毒性自然也越高。然而,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生物学家逐渐发现,某些化学物质似乎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在剂量非常低的情况下,反倒具有更大的毒性。然而,直到现在,各国监管机构仍然鲜有制定相应法规,对此类化学物质进行足够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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